西安事变发生后，宋子文主动向媒体发表谈话，表明愿意担任斡旋者角色，因为张学良曾经是他的老部属与旧友。
林博文（《张学良、宋子文档案大揭秘》作者）说:“他们两个交朋友，第一个当然是个性一样，他们两个嗜好也一样，都喜欢这个古董、醇酒、美人，张学良在前线只跟宋子文好，对於汪精卫冷落了汪精卫，汪精卫是行政院长。”
西安事变爆发当下，宋美龄在第一时间派出蒋介石的外籍顾问端纳前往西安，但是很快遇到了瓶颈，在西安的张学良最初要求国府代理行政院长孔祥熙，也是蒋介石的连襟前去西安，但是孔祥熙迟迟没有成行。
刘维开（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说:“孔祥熙不能去，《西安事变回忆录》里面也讲得很清楚，就是孔祥熙他，一方面是他的身体状况，医生不同意他到西安去；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他当时是代理行政院院长，在身份上面也不允许他进入到西安去。”
很快地宋子文成了国府的斡旋者。
宋子文孤身赴西安面见张学良：先救蒋介石
在西安事变爆发後一个星期，宋子文离开了上海的家人，独自飞往西安。
这是宋子文到西安刚下飞机，所留下的身影。
1936年12月20号，飞抵西安的宋子文来到了张学良在西安的官邸。如今这里被改建成“西安事变纪念馆”，当天身穿高筒马靴的张学良会见了西装革履的宋子文。张学良和宋子文心里都清楚，要让“兵谏”和平解决，结束中国内战局面，尽早一致对外抗战，“快速落幕”是关键，他们得和时间赛跑。
刘维开说:“宋子文他所采取的一个措施是以救人为第一，就是只要蒋(介石)能够离开西安，在这样子一个大前提之下，什么都可以谈。”
随后宋子文来到了距离张学良官邸不到几十步路的高桂滋公馆会见蒋介石。
在宋子文用英文写成的“西安事变日记”里，他描述了蒋介石见到自己前来时激动流泪的情景。
刘维开说:“蒋(介石)的情绪会比较激动一点，因为毕竟那么多天了嘛。十二号这个事情发生大概有一个礼拜的时间了，那么所以他可能见到宋，见到宋子文，可能情绪上会比较激动一点。”
此时宋子文带来了一封妹妹宋美龄给蒋介石的信。
郭冠英（《张学良世纪行过》制作人）说:“宋子文来了以后，就拿了一封宋美龄的信给他(蒋介石)，听说那信最后面还有一句话，好像被遮掉了，就是南京是戏中有戏。南京是戏中有戏。蒋介石看到这边就哭了起来。”
高桂滋公馆的夜，宁静中流动着焦躁的气息，公馆右边的这间小房间是蒋介石在西安的第二个软禁之处。蒋介石在这里度过了无数个漫长的夜晚，他在这里写下了三封遗嘱。
刘维开说:“他(蒋介石)当时就是说，他交了这个遗嘱给宋子文，要宋子文带回去。那这个所谓的遗嘱，一个就是给宋美龄的，一个就是给经国纬国的，还有一个是给全国国民的。它里面最主要的内容就是说，他要告诉宋美龄，经国纬国两儿啊，都是他的孩子，所以希望她将来，他说既是我的孩子，也是你的孩子，所以希望将来呢，能够视如己出。”
这三封遗嘱，后来在蒋介石的日记里找到踪迹，他在西安事变后一周年补记了遗嘱内容，并且写下了雪耻两字。
劭铭煌（国民党党史馆主任）说:“这个就可以印证宋子文至少，他很清楚地，蒋(介石)先生那时候是准备牺牲的。”
在西安的宋子文看到了蒋介石的决心，也看到了蒋介石的落寞。身为蒋的亲属和部属，尽管过去曾有复杂的恩恩怨怨，但是此刻早已尽弃前嫌，宋子文深信要打破僵局，要中国对外抗战，还是得仰仗他的妹妹——宋美龄。
刘维开说:“当宋子文回到南京去之后，他直接就想找宋美龄，找孔(祥熙)夫人，去谈这个事情。那就是劝宋美龄跟他一起到西安去。”
张学良:若宋美龄在西安或许无兵变
郭冠英说:“张学良后来在反省录里面也讲了说，为何(蒋)夫人当初不在这个西安，如果当初夫人在西安的时候，这个事情可能就不会发生。”
尽管宋子文和张学良关系匪浅，蒋、宋、孔家族的内部仍然压力重重。
王丰（民国人物传记作家）:“一旦如果蒋介石在西安事变有所不测的话，那当然这一个，蒋、宋、孔这样子的一个势力，它还是会处於一种崩解的一个状态。因为它失去了一个核心力量。”
这是张学良夫妇和蒋、宋、孔夫妇户外野餐的照片。
此刻对宋美龄来说，她得坚强地保有信念。南京美龄宫里，有着宋美龄虔诚的祷告声。西安事变发生之际，南京国府气氛诡谲。当时南京的国府内部，
参谋本部这里，以何应钦为首的军委会高唱“主战”论调。
但是在另一边的国府行政院内，以孔祥熙为首的官员则强调“主和”营救蒋介石的基调。
在国府内部陷入了胶着。对国府何应钦等军方派系来说，他们最关心的是蒋介石实际的态度，这样的问题考验着当时的宋子文。
刘维开说:“蒋(介石)的意向基本上就是说，他是认同南京方面是以军事行动来进攻的。可是宋子文的态度不是这样，宋子文的态度，他认为就是说这个时候就算你是想要用军事来解决，但是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位於南台湾高雄冈山空军官校，“美龄号”静静地停放在这里。
面对国府内部，担心宋美龄前去西安被扣的忧虑。坐镇南京的孔祥熙极力和军系协调。这架曾经载着宋美龄飞遍大江南北的“美龄号”最后还是搭载着宋美龄和宋子文来到了西安。
郭冠英说:“端纳(蒋介石的外籍顾问)是说，在飞机上蒋夫人把一把手枪交给端纳，说如果叛军对我有什么不礼貌的行动，你(端纳)可以立刻把我枪杀。那么到了下机以后，她就讲，‘汉卿，这是我的东西，你不要再检查了吧？张学良马上就说，‘夫人，岂敢，岂敢，我怎么会这样子呢？”
这个梅乾菜盒里，曾经装着宋美龄到西安带给蒋介石的食物。此时蒋介石正在小憩，他在《西安半月记》中这样地写着:
郭冠英说:“耶和华说，今要女子护卫男子。见到太太(宋美龄)来了，就非常感动。蒋介石一看到她来，就泪一直下，一直流眼泪，他说，你怎么来了？如入虎穴矣！你进了虎穴了，反而是蒋夫人还比较冷静，安慰他。”
宋美龄抵达之后，蒋介石的心情逐渐平静。
宋美龄冒死探蒋介石:宁抗日勿死敌手
郭冠英说:“到了见了他太太(宋美龄)以后，太太就说，宁抗日勿死敌手。如果你(蒋介石)坚决不抗日，坚决要这样斗下去的话，你可能被共产党杀了。可能张学良一下火大了，把你杀了。宁抗日，抗日就抗日嘛，宁抗日，勿死敌手，这个蒋介石就开始转变了。”
现在有三千万人民。
在东三省是他们的故乡土。
这段影片是张学良在东北九一八事变后，一段珍贵的历史谈话。失去了东北的张学良，很期待宋美龄理解他的心情。
张学良和宋美龄的友谊，是稳定西安局势的镇定剂。但是另一位参与西安事变的西北军杨虎城对于蒋介石签字与否，心中焦躁不安。
郭冠英说:“张学良那天24号晚上就跟他们说立刻放蒋介石，这些小组都反对，有的人甚至讲得很激烈，这我们是拿着头干的，不是说你(张学良)说要放就放的。张学良就跟他们讲，你们的政治觉悟都没有我高，因为我们把他(蒋介石)抓起来，他的政治实力还在，我们既然不杀他，要捧他做领袖的话，如果我们叫他签字，他还是会反悔嘛。”
宋子文和杨虎城虽然也是旧识，但是他还得多管道进行，他想到了周恩来。
刘维开说:“他(张学良)是希望透过周恩来去影响杨虎城，所以在包括蒋(介石)的日记里面也都记到周恩来第二次跟蒋见面。就是25号跟蒋见面的时候，见完面之后，宋子文还追出来就是希望周恩来能够去劝杨虎城不要那么坚持，能够把蒋能够放走。
最后杨虎城还是软化了，他同意张学良不签字放蒋的决定，这间客厅是西安事变和平落幕最重要的历史场景。
当年兵谏的张学良，代表国府的宋子文，和共产党的周恩来在这里达成了多项协议。
这一张张用英文打成的文件，目前被收藏在美国胡佛研究所，是宋子文在西安斡旋期间的重要档案。文件中描述了宋子文和共产党代表周恩来两次重要的谈话内容包括了共产党所提出的四项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重组政府”。
但是宋子文不为所动。
刘维开说:“行政院院长是谁呀？副院长是谁？要求改组政府等等，这个都不是他(宋子文)自己所能做的。因为整个的国家有国家的体制，所以这个是对宋来讲呢，宋也非常地清楚。”
12月25号，宋子文和宋美龄深知这是关键的一天。
那天一大早，住在张学良官邸B栋的周恩来再次会见了当年他在黄埔军校的老长官——蒋介石。但是此时周恩来早已得知苏联的态度。
王丰说:“莫斯科的指示，不能处决或者不能去公审蒋介石，而必须仰赖蒋介石去领导未来的抗战。”
张学良对蒋负荆请罪:要把领袖扶起来
蒋介石和周恩来会晤之后，宋美龄以送给蒋介石圣诞礼物为由，立刻敲定了当天下午离开西安。就在此刻，张学良也做了一个决定。
郭冠英说:“这个完全是他(张学良)的决定，没有任何人影响到他，周恩来也不赞成他走，杨虎城更不赞成他走，蒋介石也不赞成他走，没有人赞成他走，只有蒋夫人认为他走了还不错，更证明说这件事情是圆满结束。叛军首领都亲自负荆请罪了，可是这个完全的决定，是张学良的决定。张学良后来就说，领袖就是一个泥菩萨，如今我已经把祂扳倒了，我要亲自把他扶起来。如果他有灵，我拿头给他叩。”
张学良的决心，深深地感动了宋子文，只是怀抱着义气的两位好友，万万没有想到，在回到南京后发现，局势已经不在他们的掌控之中。
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返抵南京。消息传遍了全中国，蒋介石的政治声望到达了巅峰。
陈至竟（时任蒋经国戡建总队副大队长）说:“西安事变解决了以后，我们大家很高兴呀，就放鞭炮啊什麽的。”
辜严倬云（台湾妇联会主任委员）说:“哇，那时候大叫，喔，蒋委员长从西安平安出来了。大家起来，哇，开心地不得了不得了。我那时候小小的心灵里头，就觉得蒋夫人真是了不起呀。”
郭冠英说:“他(蒋介石)一下飞机，一到了洛阳，所有的那些洛阳的军政人员围过来以后，他就说张(学良)副司令啊，要好好照顾他。”
12月25日，蒋委员长脱险回京，举国欢腾。
1936年12月26号中午12点20分，宋美龄陪同蒋介石返抵南京明故宫机场。
当时年仅十来岁的李赣驹在人群中迎接蒋介石，发现了宋子文和张学良的行踪。
李赣驹（民国元老李烈钧之子）说:“飞机停得很远，我看见蒋介石下来了，就走到这些人面前:‘辛苦、辛苦、辛苦！’大家都慰问他(蒋介石)，飞机就开到那边去，开到那头跑道去。那边两部汽车，张学良下来了，那个汽车也秘密地开走了，开到宋子文家里去。”
南方欢喜的气氛，对张学良而言是陌生的。来到南京的他住进了宋子文在南京的寓所——北极阁。
郭冠英说:“他们(张学良和宋子文)两个当然是很好嘛。就住在宋子文家里面，熊仲卿就跟着他们两个，吃完饭他们两个在北极阁的花园里面走，熊仲卿就跟在后面，就听到张学良问那个宋子文说，‘委员长会不会枪毙我啊？’宋子文说‘不会，不会’。他(熊仲卿)说，我在後面听得很清楚，就这样。因为明天就要军法审判了。”
宋子文对张学良人身安全的承诺，很快地面临挑战。国府内部已经酝酿审判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受伤的蒋介石此时不动声色。
如今的南京羊皮巷新街口商圈，是当年南京军事法庭的所在地。七十年前这里肃杀气氛浓厚，一场攸关张学良的军事审判在这里展开。
蒋介石就近看管张学良宋子文孔祥熙尽心照料
郭冠英说:“到了南京以后，包括戴季陶、包括居正，包括很多人对张学良很不满意，都说一定要对张学良作出某种惩处，那么他(蒋介石)回去后，他想一想，他觉得还是应该做(军事审判)。”
对国府的最后决议，宋子文气愤异常。
李赣驹是南京军事法庭的审判长李烈钧之子，当年他以父亲的少尉副官身份全程参与了审判张学良的过程。
李赣驹说:“张学良呢，穿了一件长袍子，大概是羊毛的吧，古铜色的衣裳没有穿军服，他(张学良)拿了把小手枪，欸呀，谷正伦说，你怎么带手枪来干什么？他说我不是的，我报告你，我知道今天审判完了，我不能回去了。假使我关在什么地方，这些特务要来侮辱我，我就自杀！”
在审判庭开庭之前，宋子文曾短暂地停留。
李赣驹说:“上午开庭，军事委员会九点多钟开庭，我父亲他们都穿军服的军事最高法庭，我父亲说不要旁听，宋子文就带他(张学良)上来，上来以后呢，变谷正伦上去了，就是说，请宋先生先回去，你到那边去。张学良，他叫汉卿，你到那边去坐。宋子文知道这个不能旁听的，不给他旁听，宋子文走了。
这场军事审判的结果成为当时最瞩目的消息:张学良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准予特赦。
这张字条是张学良离开西安前留给杨虎城的手稿，他将东北兵权交给杨虎城。
审判结束后，他又回到宋子文的寓所。
李赣驹说:“宋子文车子来接他(张学良)，他住在孔祥熙家里面，以后呢，抗日战争起来了，他就到奉化去，蒋介石把他弄到奉化。”
从此张学良进入幽禁的人生，来到南京，历经宋子文和孔祥熙照顾的张学良后来被送到了蒋介石的故乡，奉化溪口。由蒋介石就近看管，软禁的屋子就在雪窦寺旁，面对张学良的处境，面对国府内部的压力，宋子文仍然极力地为张学良奔走，他多次写信给蒋介石。
王丰说:“内容就是告诉蒋介石说，于凤至(张学良妻)身体状况不是很好。然后几个小孩留学英国之后，可能因为父亲被软禁家庭破碎，所以情况也很差，他(宋子文)就是希望蒋介石能够在今年的耶诞节之前释放张学良。让他们一家能够团聚。”
蒋介石指示宋子文等向美国提出史迪威问题；宋子文关心的是利用史迪威推动美援，并不希望蒋史矛盾激化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即谋求与美、英、苏等国结盟，组建国际反法西斯战线。1941年年末，美国总统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建议建立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部，以蒋介石为最高统帅。当时，中国抗战正处于艰难时期，蒋介石对盟军的合作自然期望甚殷，但是，美国此后并无重要动作，引起蒋介石严重不满。1942年1月30日，蒋介石日记云：“美英对于整个战局与太平洋战局，仍无具体整个之组织。彼轻蔑我国，可谓异甚，应严加责问。”3月，史迪威来华，担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兼美国总统代表、驻华美军司令及美国援华物资监理人。最初，蒋介石持欢迎态度，其后，两人间逐渐发生矛盾，并且不断发展、强化。
为了援助被侵略国家，1941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进一步促进美国国防和其他目的法案》(租借法案)，授权美国总统以出售、转让、交换或租借等方法向对美国国防至关重要的国家提供国防物资。先后受援的国家有英国、苏联、中国、自由法国等。但是，其间的条件并不平等，给英国、苏联的援助物资可直接拨交，而对中国的援助物资，则必须通过监理人史迪威分配。此外，在华盛顿成立的联合参谋长会议(参谋团)，也将中国拒之门外。
蒋介石企图改变上述情况。1942年4月19日，蒋致电时在美国争取援助的宋子文，要求宋与罗斯福总统作“肺腑深谈”。电称：“在联合参谋会议及军用品供应之主要事项中，中国并非受有英、苏之同等待遇，不过类似一受保护人而已。”“将来英美联合参谋会议，如不扩大包括中国，或将中国置于军用品分配董事会之外，则中国势必成为棋中之末卒。”他指示宋子文，“须坚执予等有予等本身之立场，予等须维持本身独立之地位”。5月18日，蒋介石在重庆接见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时直率表示：“今日之参谋团，惟有英美参加，拥五百万大军与日本作殊死战之中国反不能厕及，实非中国所愿见。”“中国军民对此措置，刺激实深。深感中国名为同盟国，实被歧视。战时之待遇已暴露不平等之痕迹，如此战后如何未敢想象矣。”6月18日，蒋介石致函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熊式辉及宋子文，批评美国方面对中国战区的组织与筹备工作进行不力。电报不指名批评史迪威：“不重视组织与具体方案及整个实施计划”。“仍以十五年以前之目光视我国家与军人，故事多格格不入。”蒋对史迪威已经不能忍耐，但是顾虑中美关系，因此，在要求宋子文等向罗斯福汇报的时候，显得特别小心、谨慎。
宋子文对史迪威本具好感。当年4月28日，宋子文曾致电蒋介石，担心缅战不利，将降低中国国际地位，影响美援争取，要求与史迪威合作，联合如实向美方提出报告，电称：“史迪威亲历其境，利害相关，所知当更透彻，此事必能与我合作，设法使联合国问明了真相。”5月6日，宋子文再次致电蒋介石，报告所闻史迪威在撤退过程中拒坐飞机，率领副官步行的表现，称赞史迪威“不失军人本色”。电报提出，史迪威身负如空军援华、中印空运、军货接济等多重任务，要求蒋介石命其自印回渝。但是，宋子文也亲身感受到史迪威掌握美援物资分配大权所带来的困难。5月19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称：“美军部以史梯威有全权，每有所商请，辄以史梯威并未要求，为不负责任推诿之词。”宋子文再次要求蒋将史迪威调到重庆，“常依左右，遇事随时饬报，勿使远驻印度，否则种种计划进行愈感延滞”。宋子文要求蒋介石“对史迪威万分忍耐”。
滇缅路封闭后，中国对外通道被堵。美方不得已，将已经拨给中国的十余万吨机械大部分收回。此后，美国援华物资只能依赖中国、印度之间的空运。根据中国抗战需要和美国援华计划，最低限度每月必须向中国运输3500吨军械，而中印之间的空运当时实际上只能运输500吨。这种情况，将导致有关援华计划的取消。为此，宋子文多次致电蒋介石，要求蒋与史迪威切实商谈。但是，始终得不到蒋的回答。宋子文询问美国空军参谋长，美国空军参谋长答称此为史迪威责任；宋子文向罗斯福总统汇报，罗答以史迪威为蒋的参谋长，诸事可由蒋向史下达命令。
这时，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已经感到，蒋对史迪威“无十分信任之表示”，两人关系中出现了不和谐的因素。6月12日，史汀生约宋子文专谈史迪威问题。宋称：如美国将本国陆军交给苏俄军官指挥，将非常困难，而蒋介石却将中国入缅部队交给史迪威指挥，这是历史上的“空前之举”。史汀生则表示：史为“第一流战将，美军官中无出其右，故特派充蒋公参谋长，但余等崇拜蒋委员长及爱护中国之热切，不能以对史个人感情为比例，如蒋公以为史不适当，务请直言无隐，俾得更换其它将领，决不因此发生丝毫意见”。6月16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建议蒋将对史的意见向美方和盘托出，同时大胆对史迪威进行指挥。宋子文关心的是利用史迪威的地位，推动美援，并不希望蒋、史矛盾激化。然而，一件意想不到的风波发生了。
史迪威暗示不能完全听命于蒋；蒋认为史“不法无礼已极”，“实行太上统帅职权”，示意宋子文观察美政府态度
6月下旬，德国加强了对非洲的攻势。为解救危机，美国军方将全部重型轰炸机和所需运输机调往埃及，其中包括驻扎在印度的第十航空队。26日，史迪威将这一“坏消息”告知蒋介石。蒋认为这是美方“置我中国危急于不顾，心殊愤激”，他在“强忍”之下，仍然责问道：“罗斯福总统来电明言已令将美国空军第十军由印度调来中国作战，想令出必行，岂容擅改!”“倘英、美以为中国抗战实力尚有保持之必要，绝不应一再无视中国之利益如此。盖中国最近所受之待遇，不啻在英美心目中已失其存在矣。”事后，宋美龄、宋子文都提出质问，史迪威“狠狠地反驳了他们”。同日，史迪威秘密致电美国陆军部，声称“蒋公极为激动，嘱予电呈总统，其大意为：同盟国家未认中国战场为同盟国家战场之一部”，“中国全力抗战已有五年，而同盟国家并未以全力援华”。
6月29日，蒋介石向史迪威面交“手谕”一件，提出保持中国战区的最低限度的需要三项：1、8、9月问美国派三个师去印度，与中国军队合作，恢复中缅交通；2、自8月份起应经常保持第一线飞机500架；3、每月经过驼峰运送5000吨物资。蒋批评自美国军事代表团抵华以来，在建设中国空军方面，尚无特殊成就；罗斯福对中国战区，尚有未能完全明了之处；太无视中国战区。7月1日，宋美龄与周至柔、陈纳德、史迪威会晤。宋美龄要求史迪威将蒋的“手谕”转交罗斯福总统，并附上史本人的推荐信。史当场拒绝，对宋称：“这是大元帅给总统的最后通牒，超出了我的职权范围。我借此机会阐明自己的身份，一是大元帅的参谋长，二是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其职权超出中国之外，三是战争委员会的美方代表，代表和维护美国的政策，四是总统负责租借事务的代表，五是一名宣誓要维护美国利益的美国军官。”史并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如果她不懂得这一点，那她就比我想象的还要愚蠢。”
7月2日蒋介石拟从美国已经拨给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中转拨两架运输机给中国空军，遭到美方拒绝。史迪威为此向蒋致送备忘录，一面同意此两架飞机可由蒋介石支配应用，但同时声称自己是“出席中国任何军事会议之美国代表”，又声称自己是美国“总统代表”。史迪威的这份备忘录意在告诉蒋介石，自己虽是中国战区的参谋长，但又是“美国总统代表”，可以不接受蒋的命令。美国租借物资只有在经过他同意之后蒋才能调用。蒋介石长期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令出必行，何曾受过这种对待!
接二连三的类似事件，特别是史迪威的《备忘录》将蒋惹恼了。同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表示“中国对租借物之受予形同乞怜求施”，指责史迪威“以总统代表资格胁制统帅”。蒋强烈表示：史既在中国战区内担任参谋长，“则所有其他地位皆不能适用”。7月4日蒋介石日记云：“史氏之愚拙虚妄，不法无礼，可谓无人格已极，而余乃自愧国家贫弱。所以遭此侮辱而已。”5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要他促请美国政府注意。6日，宋子文电复蒋介石，支持蒋对史迪威《备忘录》的态度，首次提出撤换史迪威问题。9日，蒋介石再电宋子文，要宋观察美国政府态度，暂不表态，“先看美政府对史之来函如何处理，最好能由其自动召回也”。18日，蒋介石与史迪威谈话，产生不再要求美援的想法，日记云：“美国对我冷淡接济事，不如不再要求，亦一对策也。”
宋子文受蒋之命后，即与美方接洽，并亲见罗斯福，陈述意见。7月23日，美国军部向宋子文转告罗斯福意见：史为中国区参谋长，当然听命于蒋委员长，同时为美国驻渝租借法案代表及国际军事会议美国代表，当然听命于美方。如蒋以为不便，可将史的参谋长职务和美国代表职务划开，分由两人担任。美国军部称：总统因史迪威对中国及蒋公一向友好，而且熟悉中国情形，甚盼蒋公能继续任用。宋子文认为美方“语气仍不免袒护”，再次谒见罗斯福，解释内中情形，说明史函的不当。罗斯福称：史的职权中有代表美国出席在渝国际军事会议一项，现在既无此类会议。事实上形同虚设。关于租借法案，此后一切由宋子文代表蒋、霍布金代表我，在华府共同解决。这样史迪威即成为“专属参谋长”。“如蒋公仍以史为未妥，余当更换之，但美国干练适当之军官甚少，另觅妥员，确有相当困难”。27日，美国陆军部代拟罗斯福复蒋介石函，仍取维持史迪威《备忘录》态度，要求宋子文转呈蒋介石。宋得悉其内容后，紧急谒见罗斯福，说明理由，告以“未便转呈”。罗斯福对宋子文所言，“极以为然”，决定撤销此电。
为了向蒋介石说明同盟国全盘战略，调解蒋史纠纷，罗斯福于1942年7月派行政助理居里再次访华。7月22日。蒋介石会见居里，批评同盟国战略不当。居里问蒋，是否将史迪威调回美国?蒋答：“此由美国政府自定，余不愿参加意见也。”25日，蒋思考史迪威的《备忘录》，认为该函有三大问题：“甲、史函竟有听命与不听命由彼自便之意，此为侮辱统帅。乙、彼又以为租借案物资之发与不发，由彼自便，非由余求彼不可，此为欺凌中国。丙、过去之行动。乃以一人而利用两种职权，实以殖民地之总督自居，以参谋长为名而实行太上统帅职权者也。”蒋称：“此必于美国助华之平等政策有碍，而其侮辱中国与余革命人格亦何能忍受，此应与居里说明者也。”同日，蒋介石再次与居里谈话后，进一步确认西方世界歧视中国，美国与英国并无差别。日记云：“谈后更觉西人皆视华为次等民族，无不心存欺侮，可以进一步压迫，必压迫不止。美国以道义与平等为号召，而其心理与方法，实亦无异于英国致所为也。”26日。蒋介石与居里进行第三、第四次会谈，“痛斥史迪威之过恶与美国军部藐视我华之错误”。蒋自觉大义凛然，而居里则初时“矜持”，最后表示“折服”。蒋介石感到精神上的胜利。同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声称如罗斯福来电肯定史迪威《备忘录》，则宋可代表自己向罗表明：取消中国战区，辞去中国战区总司令职务。至此，蒋介石已向罗斯福摆出“摊牌”架势。7月30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要求蒋乘居里在重庆期间，“凡不满史梯威之种种事实，最好向其直言无隐。”同日，蒋介石与居里第五次谈话，居里提出“过渡办法”，声称不可让史迪威太失体面，以免他回美后反华，可令史先赴印度，美国另派一人来华暂代。蒋同意这一办法。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蒋史两人在“计划攻缅”等诸多事件中因意见分歧而矛盾再度激化，彼此间的恶感发展到极点。不久，史迪威又有几件事加剧了他和蒋介石的矛盾。一是擅自撒委中国军官。8月14日，总指挥部副参谋长温剑铭因事与国内军政部通电，被史认为“有违军纪”，下令调温为高参，委美国人博金为副参谋长，引起全军大哗。二是给蒋介石写报告、备忘录时所署职衔和语气。史通常均署“美国陆军中将”，引起中国将领不满。9月21日，史在给蒋介石的意见书末改署“中国战区参谋长”。蒋介石阅后称：“其内容仍有不逊之言，此种恣职态度，殊令人难受，隐痛极矣!”三是史迪威对中共的态度。史对蒋失望，自然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抗日部队寄以希望。1942年6月至10月，史迪威的政治顾问戴维斯多次在重庆访问周恩来。1943年3月，戴维斯再次访问周恩来，周提议美国派代表常驻延安。6月24日，戴提出报告，主张接受周恩来建议，向延安派驻观察员。9月6日，史迪威向蒋介石提出《备忘录》，建议调动中共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及胡宗南、傅作义、邓宝珊等部向山西出击，这些都触犯了蒋的大忌。9月10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指责史迪威：“不知共党十年来经过之历史，更不明了最近共党之内容及其阴谋之所在，徒听共党之煽惑，助长共党之气焰，殊为可叹!”
宋子文受蒋之托，说动美方同意撤换史迪威，但蒋介石临时改变主意，两人发生激烈冲突。蒋怒而“摔破饭碗”并逐宋离开
在罗斯福的推动下，邱吉尔勉强同意实施攻缅计划。罗、邱等在加拿大的魁北克开会，决定成立东南亚战区统帅部，以英国海军中将蒙巴顿为统帅(旋升大将)，史迪威为副统帅。
1943年9月，宋子文鉴于英美联军对日攻势渐趋积极，认为有调整与英美军事关系的必要。他设计了两项调整方案：(一)最高级的组织，如华府的联合参谋团及支配军械委员会，均应有中国代表参加。供给中国的军械。由中国直接申请，毋须史迪威或其它驻中国的美国军官过问。(二)史迪威即行撤调，同时改组中国战区。以蒋介石为最高统帅，美国将领为副统帅；以中国将领为参谋长。以美国将领充副参谋长，统帅部各处长、副处长均以中美军官分任。宋计划先与罗斯福总统作原则上的讨论，在10月偕同美国陆军次长麦克洛来渝时，再与蒋商量决定。
9月16日，宋子文会见美国总统助理霍浦金斯，霍赞成宋所拟调整方案。同月29日，宋、罗见面。事后，宋子文电蒋汇报：美方同意撤换史迪威，调整中国战区，在华盛顿另组包括中国在内太平洋军事参谋团。10月，宋子文偕蒙巴顿及美国后勤部长萨默维尔中将来华。萨默维尔是美方预定的史迪威的接替人，还在途经印度德里时，宋子文就对萨透露说：“事情正在成功，他与大元帅(指蒋介石)一同进行了谋划。”他完全没有想到，蒋介石会改变主意。
10月2日，蒙巴顿等向蒋介石转呈邱吉尔致蒋介石密函及魁北克会议决议。同月11日，蒋介石与宋子文谈话，宋向蒋谈了他自己对史迪威的不满。这时，蒋宋在对史迪威的态度上仍是一致的。同月14日，蒋开始思考史迪威的去留问题，一是去史之后的代替人选，一是撤换史迪威的可能性。蒋认为：美国人员中无人适合出任东南亚战区副统帅，也无人能出任驻华美军主任。美国参谋总长马歇尔非常袒护史迪威，美国政府未必决心将其撤换。这样，蒋介石原来的决心就动摇了。
10月16日，萨默维尔将蒋介石要求召回史迪威－事告知蒙巴顿，蒙巴顿强烈反对。他说：如果指挥中国军队两年之久的官员(指史迪威－笔者)在军事行动前夕被免职，他无意于使用中国军队。蒙巴顿委托萨默维尔将他的观点转达给蒋介石。同日蒋介石与萨默维尔谈话称：“史氏到华一年半以来，彼虽努力，然总勿能与我军合作，殊为遗憾。至于去留问题，余不作主张，惟望美国政府重加考虑而已。”谈话之后，蒋介石决定，“只要史氏能悟改，则以不撤换为宜”。他嘱咐宋美龄询问史迪威本人，同时，与宋子文谈话，将新决定告诉他。蒋宋二人为此发生激烈冲突。宋坚持原见，反对蒋改变主意，愤而宣称“不能与蒋共事”。并指责蒋：“你又不是野蛮人，为何说话不算话!”蒋则怒而逐宋离开。据唐纵日记称：“宋部长不知因何使委座见气，委座摔破饭碗，大怒不已，近年来罕睹之事。”当晚，蒋与宋美龄谈话，日记云：“史氏已表示悔过改善，余当宥之，不可再听子文之言，坚持撤换矣!”17日，蒋介石本人通过宋美龄约史迪威谈话，告诉他：“如被撤职回美，个人之损失太甚。如能悔过改善，或可转回庶宥。”据云：“史乃完全自认错误，并表示彻底改过，余乃允而宥之。”又云：“彼果已悔悟，表示绝对服从，不再违令，当可信也。此于国家抗战之成败得失，所关岂浅哉!”
1931年，蒋介石与胡汉民发生冲突，一怒之下，将胡汉民软禁于南京汤山，汪精卫、孙科等因而在广州另立政权，引起国民党内长达五年的宁粤之争。蒋担心撤换史迪威会严重影响中美关系，带来新的巨大灾难，日记云：“史迪威去留问题，为本周最重要之一事。宋子文力主去史，余之既定方针，几乎被子文摇撼，最后幸能自动补救，允史悔改，重加任用。此乃中美关系与战局影响一大转机，否则其危有甚于二十年时对胡汉民案者也。不能再为子文造成大祸。乃知安危祸福，全在最后五分钟几微之间也。此后应益戒惧。”18日，蒋介石再次会见萨默维尔，向他通报自己允许史迪威“悔过自新”的新决定，据称：萨“欣然甚感余宽大为怀之精神”。但是，蒋对宋却余怒犹存。当日，蒋日记云：“此事子文大不以为然，彼竟不顾大体，不知余之苦心，可恨孰甚!”21日，萨默维尔向蒋告别，蒋察言观色，觉得萨的词色与初见时大不相同，感到安慰。当日日记云：“此与余不被子文所胁制，而允史迪威之自新大有关系也。”
蒋宋关系中曾多次发生矛盾，蒋在日记中指责宋子文也屡见不鲜，但是，指责宋子文“可恨”，却并不多见。处于局外的唐纵记载说：“日来委座火气甚大，宋子文不知因何碰壁?”
史迪威和宋霭龄、宋美龄结成“联盟”，企图以宋美龄出任军政部长；宋霭龄声称，她在自己的“血肉(兄弟)和中国的利益之间”作出了“选择”
蒋介石对史迪威态度的转变既与他担心影响中美关系，损害抗战大局有关，也是宋霭龄、宋美龄姊妹共同斡旋的结果。据史迪威自述：他曾经向这一对姊妹谈过当时中国军队的真相，使她们非常震惊；也曾经研究过改革的办法——让宋美龄代替何应钦，出任军政部长。于是。史与这一对姊妹“订了攻守同盟”。10月17日晨，宋美龄打电话给史迪威，声称宋霭龄认为“仍有个转败为胜的机会”。史表示“不想呆在不受欢迎的地方”。于是宋氏姊妹就向史“谈起‘中国’和职责来”，要史“大度一些，坚持一下”。宋霭龄对史称：“你的星正在升起”，闯过这件事，你的地位就会比从前更为稳固。姊妹二人表示，将代史见蒋，对蒋说，史只有一个目标，即中国的利益，假如史犯了错误，那也是由于误解而非有意，史准备好了要充分合作。在两人的坚持下，史点头同意，宋美龄表示“那我们马上就去做”。其后，史迪威见蒋。其情况，据史自述：蒋“改变了立场，演起了戏，竭力显得态度和解。他说了两点：1、我应该明白总司令和参谋长的职责。2、我应该避免任何优越感。这全是废话，但我有礼貌地听着。蒋介石说，在此条件下我们可以和谐地再次继续合作”。20日，宋霭龄向史解释说：“她只能在‘她的血肉’(子文)和中国的利益之间作出选择。”“我们已经完全控制了‘花生米’(指蒋介石)，并让他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她认为这是一个大胜利。宋霭龄保证，史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加强，将来不会再有进一步的进攻”。
宋子文向蒋介石递交“悔过书”。蒋介石感念亲情与西安事变时宋子文的表现，答应与宋相见
蒋介石改变主意、史迪威留任使宋子文“挨了一下猛击”。但是，蒋自感对宋的态度也有不妥之处。10月24日，蒋介石日记云：“本周以宋子文横暴，触余愤怒，实近年来未有之现象，此乃修养毫无成效之征象也，自惭之至!”31日，日记再云：“子文言动，令人愤怒，自不为过。然余之暴戾无状，不能逆来顺受，是毫无修养之征也。何以自解?”11月6日，日记又云：“宋子文夜郎自大，长恶不悛。二十年来，屡戒屡恕，终不能使之觉悟改过。彼之野心难驯固矣，然余无感化之力，不能不自愧也。”这一段时期，蒋介石不见宋，宋也不见蒋。11月16日，宋子安出面调解，要求蒋召见宋子文一次，遭到蒋的拒绝。日记云：“彼诚幼稚而天真之人也。”最后，宋子文不得不自己出面打破僵局。
12月23日，宋子文致函蒋介石，自称两月以来，独居深念，自感“咎戾诚多，痛悔何及”。接着，阐述与蒋的关系“在义虽为僚属，而恩实逾骨肉，平日所以兢兢自励者，惟知效忠钧座，以求在革命大业中，略尽涓埃之报”。信件着重说明抗战以来，自己“无论在国内、国外，惟知埋头苦干，秉承钧座指导，为争取胜利，竭其绵薄”，但因“个性愚憨，任事勇锐，对于环境配合之考虑，任事每欠周详；甚或夙恃爱护过深，指事陈情，不免偏执而流于激切”。信件自承在蒋前无礼、“粗谬”、“顽钝”，要求蒋“曲予宽容”。宋子文的这份“悔过书”打动了蒋介石。12月24日，蒋介石自思：“自十月痛斥宋子文以后，始终未准其相见，今日彼来函，表示悔悟，求见迫切，余乃从亲戚与内子之恳切要求，并为慰岳父母之灵，允于孔寓与之相见，当观其以后事实如何，如果能真诚觉悟，则公私皆蒙其福矣。”26日，蒋介石日记云：“对子文训斥以后，拒而不理者已逾两月。本周得痛切表示之悔书，乃于圣诞前夕。准予相见：亦以其为西安共同患难之关系也。”
罗斯福要求蒋介石出动驻滇部队进攻北缅，蒋罗矛盾尖锐。在日本“一号作战”计划的威胁下，罗斯福要求蒋将指挥全部中国军队的权力交给史迪威
1944年12月开始，罗斯福又多次致电蒋介石，要求中国驻滇部队向北缅作战，以支援英、美部队由印度向北缅的进攻。蒋介石则复电罗斯福，说明中国已抗战七年，国力、兵力均极疲惫，在新疆未安定，中国正面战场对日军的防线未有把握之时，中国主力军不可能由云南发动攻势。他重申在开罗时对罗的诺言，一旦英军发动对缅甸的海陆两栖作战，中国主力军必全力攻缅。
为此，马歇尔下令暂时停拨援华军事物资，至滇西远征军出动时再予恢复。在美国的压力下，蒋介石决定调整对缅作战方针。1944年4月13日，军事委员会电令滇西中国远征军于月底前完成作战准备，相机攻占腾冲，策应西线驻印军攻击缅北重镇密支那。17日，拟定怒江作战计划。5月11日，反攻怒江作战开始。
然而，就在中国远征军东西两路同时出动之际，日军的“一号作战”计划却在节节进展。1944年4月，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扫荡美军在中国的空军基地，首先向河南进攻。5月25日，攻陷洛阳。5月底，日军开始向粤汉路进攻，蒋介石致电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商震，要他提请美国军事当局注意其严重性，将成都存油、配件及飞机全部交陈纳德作为粤汉路空战之用。同时，蒋介石两电召史迪威回渝商量，史迪威均置而不答，蒋深感痛愤，在日记中批评史“诚非可以情义感之”。6月初，蒋介石自我反省，深悔“去年已决心解除其职务，而复留用”的“失计”，批评自己用人办事尚为环境所转移，而关于重要问题皆不能主动自决。史迪威早就认为，蒋介石过于重视陈纳德的空中打击力量，忽视陆军的建设与改造，因此他对中国部队在河南的失败并不惊讶，日记称：“中国的局势相当糟糕。我相信‘花生米’将要为他的愚蠢迟钝付出重大代价。这个傻瓜蛋，救世军主动来拯救他，而他却不接受。现在一切都太晚了，他却大叫了起来。”6月18日，日军攻陷长沙，向粤汉、湘桂两路交叉点和战略基地衡阳逼近，情势更为危急。7月4日，史迪威致电马歇尔，报告中国战场危机，要求罗斯福致电蒋介石，“以剧变形势应采剧烈手段”为理由，迫使蒋将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交给自己。
马歇尔同意史迪威的意见。7月6日，马备妥电稿，由李海签呈罗斯福。7月7日罗斯福按拟稿致电蒋介石，提出日军进攻华中，局势严重，“应责任一人，授以调节盟国在华资力之全权，并包括共产军在内”，同时告以已升史迪威为上将，建议蒋将其从缅甸战场召回，“置彼于阁下直属之下，以统率全部华军及美军，并予以全部责任与权力，以调节与指挥作战”。这一电报虽宣称将史迪威置于蒋介石“直属之下”，但实质上是架空蒋介石，赋予史迪威以指挥全部中国军队的权力。
罗斯福暗示将停止对中国的援助；蒋介石指示宋子文、孔祥熙准备放弃美援，独立抗日
宋子文最先得知要蒋介石向史迪威交出全部军权的消息，因而最先致电霍浦金斯反对。电称：“今天华盛顿又作出了一项错误的决定，陆军部要强迫蒋接受史迪威将军”，“我个人可以无保留地向你担保，蒋委员长在这个问题上决不会而且也不能屈服”。蒋介石觉得难以硬抗，企图拖延。7月8日蒋介石致电在美代表孔祥熙，要他转呈罗斯福，声称“原则”赞成关于史迪威的建议，但中国军队及政治情况复杂，“必须有一准备时期”，建议罗派私人代表来华，调整蒋与史迪威之间的关系，增进中美合作。罗斯福看出了蒋意在拖延，于15日复电蒋介石催促，尽早向史迪威交权。7月16日蒋介石日记云：“抗战局势，至今受美国如此之威胁，实为我梦想所不及。彼既不允我有一犹豫之时间，必欲强派史迪威为中国战区之统帅，以统制我国。如余不从其意，则将断绝我之接济，或撤退其空军与驻华之总部，不惟使我孤立，而且诱敌深入，以致中国之速亡，其计甚毒。”8月6日蒋日记再云：“最近内外形势之压力日甚一日。尤以美国在精神上无形之压迫更甚。彼必欲强余无条件与共党妥协，又欲余接受其一史迪威为总司令，此皆于情于理不能忍受之事。”可见，蒋对罗虽表面顺从，而内心却充满强烈的对抗情绪。19日，蒋介石听说罗斯福将派美军副参谋长来华面递公文，估计必是催逼自己委派史迪威指挥对华军事，对罗斯福更加怨愤。日记称：“自本年七七以来，罗斯福对华已竭尽威胁压迫之能事矣。”但是，蒋介石一时还不敢得罪罗斯福，与戴季陶、陈布雷研究后，决定“暂用妥协政策为宜”。
罗斯福不容蒋介石拖延，于8月10日致电蒋介石，声称中国战场形势危急，授予史迪威全部指挥权一事“必须立即行动”，同时提出，将派曾任陆军部长、中东特使的赫尔利为私人代表来华，调整蒋、史关系。至此，蒋介石已不能闪躲。同月14日，蒋拟任命史迪威为“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兼中美联军前敌总司令”，并拟在复罗电中表示“余已积极准备，甚望其能于短期内可以顺利实现”。蒋既松动，罗斯福也不想使中美关系弄得很僵。于8月23日致电蒋介石，继续催蒋尽早采取必要的措置，让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同时，罗斯福也表示，正拟订新程序，使史迪威不再负责拨发租借物资。这通电报，意在进一步催逼，但也有所让步。
9月6日，罗斯福特使赫尔利与纳尔逊抵达重庆。9月9日至11日，宋子文、何应钦与赫尔利、史迪威、纳尔逊谈话。其间，宋子文根据蒋介石指示，坚持美国租借物资到达中国后应交中国政府处理，声称“必须记住一个大国的尊严”，但史迪威、赫尔利均反对。赫尔利指斥宋子文“胡说”，对宋称：“记住，宋先生，那是我们的财产，我们生产的，我们拥有他们，我们愿意给谁就给谁。”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如果大元帅控制了分配权，我就完了。共产党人将什么也得不到，只有大元帅的亲信才能得到物资，我的部队(远征军)将只能去舔别人的屁股。”12日宋子文向蒋介石报告，赫尔利、史迪威不愿交出租借物资支配权，蒋称：“此事非坚持不可。”同日赫尔利与纳尔逊拜会蒋介石，给蒋的印象是“言辞虽婉而意甚严”。他认为，抗战以来，举凡军事挫折、经济疲困、“共匪猖獗”、政治恶化等各种问题，都是美国的“粗疏盲昧、无端诋毁”的结果。对于谈判再三而美国仍不愿将援华物资交给自己支配，以及不愿就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一事订立协定，蒋介石尤感恼怒，再次萌生“独立应战”的想法。9月16日，美国大使高斯对蒋介石称：“希望将来中国在和会中能代表中国与亚洲，不失为四强之一之资格。”蒋自称听了这段话以后，有如“利刃刺心”，在《反省录》写道：“若不自力更生，何以立国?何以雪耻，而史迪威之刁难轻侮，更令人难堪。”赫尔利来华后，曾与史迪威长谈。史称：自己与蒋之间，两人个性均极强硬，工作上不免发生困难。今后愿意接受蒋之命令。关于援华租借物资，赫批评史全面操控的做法，史同意今后全部交蒋支配。关于中共问题，史提出由彼提出调整方案，国共两党彼此谅解，将中共以及中央用以防共的部队，均调出抗战。赫称此为中国内政，吾人虽盼中国统一，但只能以“纯客观之立场赞助中国政府解决中共问题”，使所有中国抗日部队均听命于蒋的指挥。24日，赫尔利会见蒋介石，汇报与史晤谈情况。蒋称：罗斯福关于将中国军队交史迪威指挥提议，出于好意，有利中国，但“军队乃国家命脉，而军队之指挥权，乃操国家生死存亡之大事”，自己不能不慎重处理。蒋要赫尔利转告罗斯福：“有三点不能稍事迁就：1、三民主义不能有所动摇，故不能任共产主义之赤化中国。2、国家主权与尊严不能有所损失。3、国家与个人人格不能污辱，即不能接受强制式之合作也。”蒋称：已对史迪威“失去最后一分之希望与信心”，希望美国另派人员来华。宋子文当即配合，声称美国派任东南亚的盟军总部某参谋长，即可胜任。25日，蒋介石命宋起草致赫尔利备忘录，表示同意美方遴选将领一员为中美联军前敌总司令，兼任中国战区参谋长。
蒋介石拒绝罗斯福的意见，自知事关重大，中美关系有破裂的危险，准备恢复“独立抗战”。9月26日，蒋介石致电在美国的孔祥熙与宋美龄，声称罗斯福来电“其措辞实不堪忍受，余对其来电决置之不复”。28日，蒋介石致电在华盛顿的孔祥熙，嘱咐他今后不可再向美国要求任何物品，以免为人轻视，并要求他迅速离美回国。这时候，蒋已经作了和美国断绝外交关系的准备。30日，他在《本星期反省录》中写道：“美国态度之恶劣已至极点，如其再不自悟，惟有出于绝交之一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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